题记：成功之门有两道锁。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多想一步”，便打开了第一道；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多走一步”，则打开了第二道。
采
廖莉莉
文
高晨
很多人认识邱贵兴是从“协和（PUMC）分型”开始的。协和分型是继King分型和Lenke分型后，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第三大分型，它的出现令特发性脊柱侧凸治疗的失败率从13.2%降至2.7%。从想做到做成，邱贵兴用了近十年时间。
年，“邱教授”变成了“邱院士”，依旧自己开车上下班，笑称“为了预防老年痴呆”；依旧和老伴住在协和的家属楼里，满屋放的都是书；依旧对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充满研究热情，认为“人不能做高科技的奴隶，要主宰高科技才行”。
在邱院士看来，“敢于解决问题”的外科医生才是好外科医生。虽近耄耋之年，他想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寻找脊柱侧凸病因、办中国自己的骨科英文杂志、推动医学精英教育回归、缩小东西部医疗水平差异、为贫困地区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有些做成了，有些还在做。
当了20年师徒，医院骨科赵宇教授说：“我最佩服邱院士的就是一直不停歇、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工作。”
当“天方夜谭”成真
在过去的77年里，邱贵兴做成了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创办“中国骨科学术年会（COA）”，并将之发展为世界第二大骨科学术会议就是其中之一。年，当他提出“向美国骨科年会（AAOS）看齐”的口号时，不少人将之视为“天方夜谭”。
为什么？“那时我们的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年会（笔者注：COA前身）注册人数是人，实际参会人数不到人。而美国骨科年会一年有多人参会，是我们的30倍！”赵宇解释。
面对巨大的差距，邱贵兴一步一步走得踏实。套用中国对外开放方针，大概可描述为“走出去、请进来”两步。
自年接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主任委员后，邱贵兴实施了一系列“走出去”措施——带领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加入“国际骨关节十年行动”，加入SICOT（国际骨与创伤学会）、APOA（亚太骨科学会）等国际组织，积极参加AAOS（美国骨科年会）、JOS（日本骨科年会）、澳大利亚骨科年会、HKOA（香港骨科年会）、韩国骨科年会等国际会议。罗列起来容易，但实际做起来并非一帆风顺。
图1.年，世界“骨与关节十年”组织代表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邱贵兴代表中国做工作总结报告，在参会54个国家所作工作的评审中名列第五。前排左四为邱贵兴院士
早年，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骨科“走出去”的巨大阻力。由于AAOS允许台湾以“国家”名义出现在每年的开幕式上，大陆医生曾集体退场以示抗议，但收效甚微。为解决这一问题，邱贵兴先后与AAOS组织者、亚太骨科学会主席进行多次谈判协商。开始对方不太理解，认为学术会议不牵涉政治。多番交涉后，对方慢慢明白，出现两个中国就是牵涉了政治问题。最后，青天白日旗走了，只留下了五星红旗。
“走出去”的步子越发沉稳，“请进来”的时机日渐成熟。
在邱贵兴看来，要提升中国骨科的世界影响力，就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将国外专家“请进来”，搭建一个以中国内地为核心，覆盖港、澳、台，面向全世界的骨科学术交流平台。他将目光瞄向“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年会”。当时，中华医学会各专科分会的年会都是每四年换届时才开一次，而且大家的精力除了花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外，还要集中在换届选举上。年，邱贵兴大胆改革，提出将之改为一年召开一次的COA，取消委员换届选举环节，强化其学术交流作用。在中华医学会的支持下，通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年11月第一届COA学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首次便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骨科医生、器械厂商、药厂共计多人参会。
图2.年第一届COA学术大会盛况在COA创办之初，邱贵兴就强调“对等交流”的国际原则——对方给我们什么样的待遇，我们也回馈对方同等待遇。“以前我们请国外专家来参会，提供的都是公务舱，但国外邀请我们参会，几乎不管交通和住宿，无形中我们好像低人一等。”在赵宇看来，“邱院士提出‘对等交流’原则，应该是很早就意识到，COA的发展必定会达到一定的规模”。
事情确实沿着最好的方向在发展。-年间，COA会议规模逐年扩大，直至年，第五届COA参会人数达到1人，仅注册人数就超过1万人。目前，COA已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骨科学术会议。“随着COA影响力不断扩大，后期很多国外大牌专家都是主动要求参会，不用我们管机票和住宿。”赵宇说。
当初看似“天方夜谭”的事情，在邱贵兴一步一个脚印中成为现实。
图3.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于年、年两次被中华医学会评为先进分会。鉴于邱贵兴院士为骨科学分会的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华医学会授予他优秀学会工作者称号。在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亲自为他颁发证书
“怕努力，开始就不要干”
“怕努力、怕麻烦、怕担责任，开始就不要干。”这是邱贵兴做事的一贯态度。
年接任协和骨科主任之初，邱贵兴定下了“以脊柱外科为重点，兼顾关节和创伤”的发展目标。然而，科室当时只有41张床位，仅医院科室规模，根本无力支撑这一目标的实现。
为增加床位，邱贵兴多番申请，好不容易争取到了10张床，却分布在5个不同病房，每个病房2张。不少人一听就犯了难，“要这几张床干嘛？还得楼上楼下来回跑”。但邱贵兴二话不说就收了，“十张床我也要，起码多了10张，可以培养更多学生，可以给更多患者做手术，多走两步又有什么关系？”
年，医院医院西院，空出了一个30多张床的高干病房。环境好，但收费也高。没人敢要，怕没有患者，完不成任务。邱贵兴根据科内情况，大胆接下了这个病房，并于次年成立了“医院骨科创伤中心”。他说：“作为主任，我不能光考虑自己的事，还得考虑科室的发展，想办法去争取一切机会，如果刚开始那10张床我不要，就没有后来的二病房，如果不把西院的高干病房争取下来，就不会有现在的创伤中心。”
在邱贵兴看来，“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只有全科的医生都强大了，科室才能强大”。为了培养人才，邱贵兴敢于放手、严于监督，创造各种机会，派人出国深造，甚至经常从有限的科研经费里挤出三五万用于培养人才。当年科室培养出的“八大金刚”各个都能独当一面。为了争取更多资金，邱贵兴有计划、有目标地带着大家申请各种基金。据现任骨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仉建国教授回忆：“协和骨科是院内最早申请卫生部行业基金的科室，也是最早拿到这个基金的科室之一。”
图4.医院骨科大查房
目前，协和骨科已经发展为一个以脊柱外科为重点，关节外科、老年创伤外科为特色，运动医学、骨肿瘤、足踝外科、微创外科等亚专业齐全的国内综合性骨科医学中心，共有3个病区张病床。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先后承担了北京市科委、国家自然基金重点等科研项目86项，累计科研经费逾万元人民币。
虽已卸任主任多年，邱贵兴一直为骨科发展殚精竭虑。很多年前，他就想办一本中国自己的骨科英文杂志，今年这一夙愿终于得偿——BoneJointInvestigation(《骨与关节研究》，简称BJI)杂志创刊在即。
“我总觉得，现在我们做出很多科研成果，实际上是给国外服务的。诸如我们的计划、计划，国家投入那么大，但成果都发表在国外杂志。我们中国人缺少转化意识，但国外这种意识很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原始创新都始于国外。”邱贵兴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年，中国学者在Science，Cell，Natural等世界顶级杂志上共发表文章篇。20年后，只有5篇研究成果被应用于临床，转化率不足5%。这其中，只有一个是具有临床疗效的。
“文章只是文章，转化了才叫创新。”作为主编，邱贵兴表示，办这本杂志，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大家多做科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更多科研成果留在中国，使之转化为原始创新，服务于中国。
让世界使用中国分型
脊柱畸形的矫形被认为是脊柱外科领域中最困难的技术。曾有骨科医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两类手术我不敢碰，一是脊柱侧凸，二是骨盆骶骨，前者怕做瘫，后者怕做死。”“而与脊柱矫形手术本身相比，更难的是判断什么时候该做手术，该做哪种手术。”邱贵兴指出，对畸形的科学分型和以分型为基础的治疗方案是手术成败的关键。
年，美国人King首次对特发性脊柱侧凸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型。但这种分型是建立在平面矫形基础上的，且只有5种分型。经临床实践，依据这种分型进行手术，术后失败病例多，不少失败病例畸形加重，需要二次手术。年，美国人Lenke提出新的分型，初步体现了三维矫形理念，该分型共有42型，十分繁复，且脊柱的旋转扭曲未考虑其中。全世界的脊柱外科先后都以这两种分型作为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的指导标准。
“King分型和Lenke分型依据的分别只有余例和余例的脊柱侧凸矫治病例，医院骨科已经积累了0多例特发性脊柱侧凸矫治经验，我就想，为什么不研究创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分型呢？”邱贵兴说。
赵宇回忆，“我刚来的时候，邱院士给我们布置的工作就是写关于分型的文献综述，找到当时所有的能查到的分型，对比这些分型的优缺点。我觉得邱院士做事比较高瞻远瞩，很早就已经有创立协和分型的想法了。”
此后，邱贵兴带领同事和学生着手建立国内第一个脊柱侧凸数据库，收录了0余例资料，并挑选其中例完整病例进行研究，由此发现了脊柱畸形的3个重要规律：脊柱弯曲的数量最重要，不同部位弯曲的三维畸形各有特点，弯曲的柔韧性很重要。在此基础上，特发性脊柱侧凸分型——“协和（PUMC）分型”于年问世。
与国际惯用以侧凸部位分型的思路不同，“协和分型”首创先以脊柱弯曲的数目进行大分类，然后根据脊柱不同部位的三维立体畸形特点再分出亚型。“协和分型”共分三大型15亚型（初为13个亚型，年改良为15个亚型）。业内普遍认为，协和分型“不仅符合患者的临床特点，便于记忆，简单实用，还可提供手术矫形融合的范围，方便普及推广和实际应用”。
经国际同行临床验证证实，“协和分型”与King分型相比，所导致的治疗失败率明显降低，由13.2%降低至2.7%。年，“协和分型”发表于国际骨科领域最权威的Spine，正式亮相国际舞台。
图5.年“协和分型”发表于国际脊柱外科权威杂志Spine
值得一提的是，与King分型和Lenke分型不同，邱贵兴并没有以自己名字为分型命名，医院名字命名。在他看来，虽然是自己提出了这一分型，但里面凝结的是协和一代又一代骨科人的心血。
为更好地促进“协和分型”的临床应用，亲自设计了PUMC分型尺，将分型与脊柱侧凸的测量结合起来，成为脊柱外科医生的常用工具。他还按照PUMC分型进行手术演示，制成光盘，发行到全国。截至目前，“协和分型”医院以及台湾、医院推广应用，指导治疗了数千例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
图6.年美国Lenke教授（Lenke分型创始人）到协和访问讨论分型
年初，“特发性脊柱侧凸系列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美国EdwardC.Benzel主编的第三版SpineSurgery（《脊柱手术学》）专著中，专门介绍了特发性脊柱侧凸的King、Lenke和协和（PUMC）分型。
经过多年的实践，邱贵兴团队对“协和分型”又进行了改良研究，使其更加便于记忆，更利于临床使用。年改良“协和分型”发表于美国的权威杂志TheSpineJournal上。
图7.年改良“协和分型”发表于美国权威杂志TheSpineJournal
“医学还是要考虑精英教育”
邱贵兴迈出从医生涯的第一步，与伯父的远见有着莫大干系。
年生于“鱼米之乡”无锡，作为家里老大，邱贵兴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大伯一家。大伯是位会计，对于孩子学文化这件事格外看重。年，当18岁的邱贵兴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60个考入协和医学院临床八年制的学生之一时，大伯比谁都高兴。
而邱贵兴自己却是喜忧参半，“当年我伯父一月工资只有四十块钱左右，要养活一家人，还得供我上大学，八年学费对家里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何况那时伯父已经50多岁了。”在这人生重要抉择面前，邱贵兴犹豫了。但伯父坚定地认为，上学才有未来，宁可自己不吃饭，也要供孩子上学。
可以说，正是协和这八年奠定了邱贵兴从医的原则与远见。
最初的3年，邱贵兴是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度过的。作为医学预科生，他需要学习的课程包括：政治、外国语、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我们那时和数学系学生一起学数学，和物理系学生一起学物理，但凡有一门成绩不及格，即使补考过了，也不能到协和去继续学习。”只有3年考试全部一次性及格才可升入本科，可见淘汰制度之严格。
图8.年邱贵兴考入协和医大，医学预科班在北京大学上课，照片摄于北大
在邱贵兴看来，协和八年制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先进的医学教育制度。这正契合了年国家提出医学教育“普及”和“提高”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普及”是办五年制、六年制医学院，“提高”是恢复老协和的八年制。“现在有些学校把八年制理解错了，觉得八年制的学生出去就应该能上手术。”
“实际上，八年制目的在于夯实基础。”邱贵兴强调，“医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一个真正的医生，既要能做手术，还得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寻找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因此医生必须具备坚实而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必须掌握探索生命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这些基础技能出了大学就学不着了，如若没有夯实，很大概率只能当个手术匠。”
对于目前医学生招生质量逐年下降的问题，邱贵兴表示非常担忧：“医疗是攸关性命的行业，并非人人适合从事。如果以后优秀的学生不学医了，造成医生素质下降，患者会越发不相信医生，医患关系越来越差，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时至今日，邱贵兴仍清晰记得当年我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林巧稚俯下身将耳朵贴在孕妇肚子上听胎心的情景，仍感叹于我国著名外科学家吴蔚然对手术认真仔细的态度，“他的手术解剖层次清晰，出血极少，漂亮得像一个精致的艺术品”。回忆当年做住院医生时，血、尿、便全部要亲自化验，抽血、插胃管都要先在自己身上练，邱贵兴指出，“只有体会到患者的痛苦，进而考虑怎么减轻患者痛苦，才能当一个好医生。我天性大大咧咧，但在学医从医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一定要很仔细、很认真才能当医生，因为生命容不得一丝马虎。”
近年来，邱贵兴大力呼吁医学回归精英教育。“所谓精英教育，不是说非要待遇高才是精英，精英就是说应该培养优秀的人才来当医生。因为牵扯的对象是患者、是生命。不光医术要高，医德更要好。”
“如果每个医生每年能做一次公益”
年邱贵兴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什么改变了？”他想了想，答道：“眼界更开阔了，作为一个院士，不该只看眼前这一点东西，要进一步深入下去，想得远一点。”这远一点中，就包括了“解决贫困地区老百姓看病问题”以及“缩小东西部医疗水平差异”。
年白求恩公益基金会成立，理事长的头衔给了邱贵兴解决上述医疗领域问题的机会，同时进一步增强了他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责任感。四年间，他走基层、组织基层医生培训和患者教育活动、动员中青年专家为贫困地区脊柱侧凸患者免费手术（包括院内治疗费用、护理费用、伙食补贴以及回程路费）。邱贵兴说：“做公益能让医生切身体会到老百姓的疾苦，进一步体会到医者肩负的责任，深入理解医者仁心的重要性，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图9.白求恩基金会延川基层行，邱贵兴院士义诊并带教基层医生
在讨论患者治疗方案时，邱贵兴无数次问学生，也问自己：“如果这是你爹妈，你怎么做？”于他而言，医生固然要有高超的医技，但比医技更重要的是医德。赵宇对此深有感触，“邱院士这些年在临床上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换位思考，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比如这个患者可以用国产器材进行治疗，你却非用进口器材，制定一个二十万的治疗计划，本来人家里已经穷得叮当响，这样的治疗计划等于是把这个家庭往火坑里推。”
在自己做公益的同时，邱贵兴还引导着越来越多的医生加入到做公益的队伍中来。作为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赵宇透露：“很多专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都是没有任何酬劳的，而且还会带上四五个人一起。”邱贵兴说：“如果每个医生能每年做一次公益，那几百万医生每年就能救治几百万贫苦大众，最终聚木成林、惠及大众”。
“如果不是参与义诊，我可能永远理解不了‘回去准备十万块钱’对于患者而言包含了多少绝望，永远理解不了老太太呆住的眼神、扭曲的背影、蹒跚的步态以及那树枝改成的拐杖……”医院骨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科王杨雨凡医生曾表示。赵宇也坦言，自己在这4年的公益工作中，收获了“内心的平静”。
此外，邱贵兴还一直致力于“学术扶贫”。作为COA创始人，他设立了COA欠发达地区奖学金，平均每省每年10个名额。获得名额的医生不仅可以免费参加重要学术会议，还可获得往返交通费用补贴和会议期间的免费住宿。这对于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医疗水平差异意义重大，“当地医生业务能力强了，当地老百姓不就没必要非得往北上广跑了吗？”
赵宇坦言，“这一件件小事累积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可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在我眼中，邱院士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实实在在地在做。”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而邱贵兴“心中有火，脚下有路”。
邱贵兴，中国工程院院士
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导，获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骨骼畸形遗传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用耗材装备技术专委会主委及医用增材制造专委会主委，北京医师协会常务理事及骨科分会会长，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主编，中华关节外科杂志（电子版）主编，医学参考报社副理事长兼副总编辑，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SICOT）中国部主席，香港骨科医学院荣誉院士等。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骨科分会主委，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常委、副主任，北京医学会监事长、常务理事、骨科分会主委，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副会长，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骨科主任等职。
致力于脊柱、关节外科临床及基础研究，尤其对脊柱畸形进行了全面研究，提出了特发性脊柱侧凸的中国分型，并在国际脊柱外科权威杂志Spine发表，命名为“PUMC（协和）分型”。在先天性脊柱侧凸的病因学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先天性脊柱侧凸患者最重要的致病基因，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顶级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改良的PUMC（协和）分型年在又在美国权威杂志SpineJournal上发表。
作为项目负责人开展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20余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主编《骨科手术学》等专著35部，发表论文、评述余篇。积极倡导开展骨科诊疗规范化工作，制订了《骨科技术操作规范》及多项指南。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2项）、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教委三等奖、卫生部二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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