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名列中华四大美女之首。年，经国务院批准西施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这充分说明了西施文化具有的人文价值。四大美女之中，唯有西施是为国效忠，正义化身。其他三位美女王昭君因被画工误点了丧夫痣而被迫远嫁，当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和亲作用；貂蝉是为了复仇而游走于董卓与吕布之间；杨贵妃则因其兄杨国忠祸国，导致“安史之乱”，成为替罪羊。
今天，西施作为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浙江省诸暨市已经办了好几届西施文化节，可见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西施文化的核心价值，拟概括为24个字：报效家国，忍辱负重；刚烈侠义，贤慧双全：姝妍绝世，美丽化身。西施不是那种操弄权势的大人物，也不合“列女传”的道德标准，因此素不为正统史家所重视。然而民间的老百姓却同情西施的遭遇，倾心喜爱这个美丽的女子，于是便有关于西施的种种传说，广泛流传于民间，以至于越传越神奇。今日有好事者甚至将西施演化为“美女间谍”，则令人瞠目感喟。西施其人其事西施故里在浙江省诸暨市城南苎萝山下，浣纱江畔。约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一位女子“西施”就出生在这里。浣江春水，千年奔流，滔滔不绝，如今浣纱素妆的西施塑像，在莲池边亭亭玉立，仿佛依然洋溢着青春的芬芳和动人的魅力，引得四方倾慕者都纷纷来此驻足凭吊。
西施出生在诸暨关于西施出生地在诸暨，在《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就有记载。诸暨建有西施庙最迟出现在唐代，书圣王羲之还在西施浣纱江边留下了“浣纱”两个遒劲的大字。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标明诸暨苎萝山，一座小土丘成为名山，我想大概与西施古迹有关吧。《辞海》云：“一作先施。又称西子。姓施。春秋末越国苎罗（今浙江诸暨南）人。由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入五湖而去，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因西施绝美，故后以之称美女。”公元前年吴越交兵，越败于吴，越王勾践被迫屈膝求和，携妻将臣入吴作为人质三年。勾践归国后，发誓洗刷这一奇耻大辱，采纳范蠡、文种等人建议，发展经济、训练军队、增强国力等，并向吴王夫差进献美女，以麻痹和消磨他的意志。面对国亡家破之痛，兴越灭吴是越国上下一致的心愿。范蠡几经寻觅，终于在越国古都诸暨南“得苎萝山卖薪女西施”。西施，姓施，名夷光，“父鬻薪，母浣纱”，西施幼承浣纱之业，故世称“浣纱女”。勾践选到西施后，献于吴王，吴王大悦：“越贡西施，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从此沉湎于酒色不能自拔，越国却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终于打败了吴国。后人为纪念这位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绝代佳人，在苎萝山下修建了西施殿，历代诗人对西施咏赞不止。夫差盉见证西施上海博物馆展品年前的青铜器《夫差盉》，也见证了西施的存在。这尊酒具形器庄重大方，纹饰精美，其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腹径24.9厘米，口上有个扁平的盖，盖上有链与提梁联接，弧形的提梁是一条中空的龙，龙头做成倒酒的咀，龙尾小而上翘，颈部饰鳞纹，壶底置三个足饰兽面纹。这只青铜器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留下的可能与西施有关的惟一实物。在青铜器的肩上刻有一句铭文：“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大意为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的青铜，专为一名女子铸造。而这“夫差”铭文所提到的女子便是西施。这是已故的上海博物馆马承元馆长亲口给我讲的。他说西施是你们诸暨人，这尊酒器是吴王赠送给西施的。西施最终的归宿中国几千年来，美女何其多也，然而因时乖运蹇终被埋没者又何其多哉！在以严肃信实著称的《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等写到了越国重臣范蠡，但唯独没有关于西施的叙述。司马迁为何对这个在当时政治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女子西施只字未提？令人费解。史书中没有记载，并不等于西施在历史上不存在。我们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多次与西施谋面。如《墨子》有记载，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战国策》上有：“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在《庄子》中三次提到西施，其中“东施效颦”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管子》有：“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降及两汉唐宋，提到西施的书甚多。如贾谊《新书》，刘向《说苑》等。
后世对一代佳人西施最终是生是死的结局，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或是被沉于江；或是跟随范蠡归隐于五湖。沉江说：西施极可能是被沉江而死。《史记》清楚记载，范蠡离开越国后，带领全家人来到齐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在这里，根本没有西施的影子。相传勾践灭吴后，他的夫人偷偷地叫人骗出西施，将石头绑在西施身上，尔后沉入大湖之中。《东周列国志》称：“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泛湖说：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隐居起来，这种说法十分流行。最早见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这是说范蠡与西施，离开了越国，来到了理想的乐土，过上了美满的生活。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也有类似说法，认为西施原是范蠡的情人或妻子，吴国覆亡后，西施跟随范蠡隐居。对于西施和范蠡隐居，古人的诗词中也有很多描述。李白《西施》诗云：“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苏轼的《水龙吟》词里也写道：“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苏轼《范蠡》诗云“谁遗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蠡窃西子而去。杜牧《杜娘诗》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西施对越国的贡献不可磨灭。人们同情、热爱善良美丽的西施，敬仰足智多谋、功成身退的范蠡。人们不愿意看到这么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于是传出了西施和范蠡泛舟同游江湖的美丽故事。如此一来，吴国灭亡后，西施与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也就成了一个才子与佳人的爱情故事，并且有了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这也是景仰英雄爱慕美人的大众所最愿意看到的喜剧。西施文化的现代意义西施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出现，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苏东坡的诗：欲把西湖比西子。这就道出了西施的文化高度，她是美丽、美好事物的象征，是世界儒家文化圈公认的美女。诸暨西施庙到南宋才改为西子祠，与东坡的诗有关。
乡人祀西施为四十八村之土谷神，一直俗呼“（先施）娘娘庙”。一个普通的女子，能被苏大学士称“子”的是何等荣耀之事，当然最早孟子就称西施为西子，但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一个普通女子竟然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世界文化巨匠并驾齐驱，何等了得。
西施对越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对越人性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实在的作用。她的精神财富不仅是越人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让更多人认识西施，了解西施，热爱西施。
报效家国，忍辱负重
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作用，表现了一个爱国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西施这种高尚的人格，宽阔的胸怀，是非常值得今人学习的。现在有的人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卖主求荣，争名于朝堂，夺利于民间，做出不少人格低下的事情，为世人所鄙视，应该要拥有家国情怀。刚烈侠义，贤慧双全西施是刚毅有为的，一个乡野村姑，竟然担负起拯救越国的伟大使命，意志刚强，血性本色，敢冒风险，勇于担当，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侠义之气，是不可能的。贤慧双全，这个“慧”是智慧的“慧”。西施作为一个乡间女子，她以牺牲自我的大孝，来侍奉父母，在家时浣纱劳作，那是很艰苦的活儿，这作到女儿的本分，她希望用自己的辛苦，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让父母双亲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是贤惠之举。西施作为越国的国家英雄出使吴国，越国当然要让西施的家族、亲友给予生活上的照顾，西施应是名副其实的贤淑之女。姝妍绝世，美丽化身西施成为美女的代表，成为人世间美丽的化身。“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最早可能出自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五回：“他眼也不转看着元娘，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红楼梦》第七十九回里也有此语——香菱笑道：“一则是天缘，二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茅盾在《恋爱与贞洁》一文中指出：“中国有句成语‘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情人眼里出西施”，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已将西施抽象成为美好事物的代表，演绎出一种西施文化现象。西施具有“沉鱼落雁”的美貌，水中的鱼儿看到她的惊艳容貌，都感到自愧不如而沉入江底；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又有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勇气；加上功成而被投入江湖的悲剧，深得民众的同情和爱戴。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以升华，成为一种崇高完美的象征。中国四大美女中，惟有西施拥有一种道德高度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担当，故西施成为大众的“情人”也在情理之中了。后世对西施评价自古中国文人都有怜香惜玉的文化传统，面对这样一位侠义报国而绝色美女更是不胜感叹，吟诗作词，代不乏人。南北朝诗人庾信诗曰：“长思浣纱石，空想捣衣砧。”唐诗人宋之问诗曰：“西施旧石在，苔藓日于滋。”王维诗曰：“常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李白诗曰：“未入吴王宫殿时，浣纱古石今犹在。”女诗人鱼玄机又有《西施庙》诗云：“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这些是见到的著名诗人描述西施殿的文字。此后屡兴屡废。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年11月1日写了《诸暨苎萝村》一文，记录他游西施庙的情景，还写下了“浣纱旧迹我重题”诗句。
自古以来世人对西施多有种种传说和评议，在笔者看来，美丽无比的西施心怀报国之志，担负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实在是可歌可泣。吴国也好，越国也罢，一朝一代的兴亡盛衰，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左右。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在国破家亡时，举国上下的忧患意识，高度的凝聚力，强烈的复兴精神，才使越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这是真正的强者之歌，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也是后世歌颂真谛所在。我赋诗表达对西施的不幸之命运的感愤与怀念：《五律·咏西施》云：“越女夸天下，西施有艳声。人徒工媚笑，尔独敢含颦。报国千年重，谋身一念轻。浣纱非祸水，旧案待重评。”（此诗已刻碑立在诸暨西施殿碑廊）
钱汉东，祖籍浙江诸暨江藻钱池，钱武肃王37世孙。现为上海报业集团《新读写》杂志社名誉社长、编审，《文汇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上海钱镠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等。连续两届荣获中国冰心散文奖，年荣登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榜首，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著有《人间瓷话》《寻访中华名窑》《日照香炉》《钱汉东考古文选》等，还著有《钱汉东诗文墨迹选》，被誉为当代文人书法家。本文选摘于钱汉东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演讲《诸暨西施的人文价值》
来源：社科联
供稿：摄莲
审核：章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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