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溪流把小镇分为南北两部分。曾经，两边互称对方为“隔溪”。“上哪儿去呀？”“隔溪。”诸如此类的话语缓缓流淌在人们的生活中。但两边隔而未断，桥把它们连在了一起。嫁女、娶媳等让两边早已浑然一体。如今，“隔溪”这个词已渐行渐远，只有老一辈的人们还钟情于它。对小镇来说，这个词连同许多过往的人与事，仿佛它一次次蜕下的皮。小镇如蚕，它在蜕皮中茁壮成长，又在蜕皮中保留本色。过往无论是消失还是留存，小镇都一如既往地生长着、呼吸着。
小镇的生长带着啸聚而来又倏忽而去的味道。当晨曦抹在风景山石壁上“石城”两字时，小镇早已苏醒。晨练者吐故纳新，丁步桥的桥墩旁已传出捣衣声，早餐店的夫妻忙里忙外，蒸笼已热气腾腾，案板上的面团还要赶着捏成包子、馒头，卖菜的人或整车贩来蔬菜或挑担坐等……晨曦逐渐变成一缕缕阳光，小镇的人流如水，多起来了。吃早点的、买菜的，上班的，赶集的等，刹那间，沸腾了。过了一阵，安静了。早市的街面上留下些许粘着的菜叶，早餐店里的白米粥、霉干菜豆腐所剩无几，只是贴着锅底了，街上的车辆也少了……
小镇的生长更多的是细水长流的浸润。午后，阳光悠闲地洒落在房舍、山包、街道上。阳光斜斜的，光里飘着白色的尘埃，不停地飞舞，令人神驰目眩。阴凉处，风儿习习，苔藓紧紧抱着墙脚，墙头上，长在废旧陶罐里的长春花开了，栽在废铁脸盆里的小葱翠翠的。人们习惯在房前屋后或阳台上摆上几盆花花草草，栽上丝瓜、青菜等蔬菜。巷子里飘着灌煤气、卖鸭蛋等叫卖声，由远而近，又由近及远。巷口的烧饼、馄饨店慢条斯理地做着生意，馄饨锅里贴着扁平的木锅盖，锅盖的一圈滚着烧开的水。巷子两边的四合院静悄悄，红色的对联在阳光的暴晒下已褪色，木格子的推窗半掩着，白发老太太闲坐在交椅里，说着陈年往事。院子靠街的那面是一家家店铺，卖时装的、卖鞋子的等，却是另一番的风味了。
二
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我对槐花街念念不忘。那是我的家，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同住在一个四合院里。爷爷在附近的街面上开了一家药堂，平时坐堂看病，也下乡看病。父亲是个读书人，母亲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从溪的南边（水南）嫁过来。听说那时十里红妆，一路招摇，抬过了桥。嫁过来后的母亲很操劳，里里外外的事忙不停。父亲是不管这些的，只管坐在街上和人家谈古论今。母亲生了大姐、二姐之后生下了我，一连三个女儿让她很泄气，对我也就没那么疼爱了，管教也宽松了。
我常跟着小孩子们满街跑，布店、杂货店等一路在眼前晃过，常常会不小心撞在一个卖菜的老头身上。他慈眉善目地说：“哎呦呦，囡，别这么疯，大了没人要。”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老头是从乡下来的，守着点薄田过日子，天天挑着菜篮子来镇里卖菜，腰里别着一管旱烟。担子就放在药堂的边上，爷爷很好，从来不赶他走，有时还送东西给他吃。“刚摘的小葱，嫩着呢，要买快来买。”老头坐在台阶上，靠着店门板，拉长了声音吆喝着。店里则飘出阵阵药香味，伙计坐在凳子上，双脚踩着碾子在船形药槽里来回碾药。
爷爷亲自捣药，用杵子一下下敲打着。药柜上一个个抽屉密密麻麻排列着。一拉开，里面用隔板分成两格，药名写在左右两角。远志、当归、连翘、生地、熟地、通心草等等。在我，只记得黑乎乎的熟地可以生吃，咬一口，像糖一样粘粘的，甜中带苦。通心草是从一根细细的枝条里抽出来的，白白的，像海绵一样。抓药时，爷爷把一叠包药的纸在柜台上一张张铺开，然后拿起一杆小秤，戴着老花眼镜瞅着药方，看一个，拉开一个抽屉，抓一把，称一下，称好后一只手摁住秤盘里的药，均匀地把药漏到纸上。
爷爷的药堂很“气派”，隔溪外婆家的房子也很“气派”。那是一个四合院，东西厢房之间是中堂，中堂后壁上供着祖宗的牌位。院子里栽着凤仙花，摆着兰花。厢房的门槛是木头做的，高高的，窗子也是木头的，一格格，糊上白色窗纸，中间贴着红色窗花。家具一色都是木头，柜子、箱笼、桌子、凳子等，长而高的桌子靠着窗子竖向摆放，一张宽宽的长条凳配着桌子。桌面跟桌腿的交接处雕着花鸟图案，长条凳也如此。逢年过节，外婆在长条桌上摆上花生、瓜子、糖果，我人小都要爬上并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得着。
床很精致，四根床柱顶着一个横放的木架子，撑起厚厚的苎麻床幔。木架子垂下一块雕花的面板，两边各吊着一个雕花的铜钩子，用来钩住床幔好让人进出。床的三边都有花板拦着，靠墙的花板最是精雕细琢，格子状的花板中间镶嵌着一块长方形木板，木板上雕着松树、房子、小船、人等图案。我喜欢爬上床，看着这些图案，痴痴的，心飞了进去，感觉自己就住在那个房子里，然后摇着小船出海去了。没花板的一边是床的出口，一条长条凳挨着床脚放着，那是踏脚凳。踏脚凳上放着外婆的一双绣花鞋。
有着三寸金莲的外婆是个大家闺秀，五官长得虽称不上精致小巧，但也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脸上总是含着微笑。喜欢穿淡蓝色的大襟衣服，发髻梳得光光的。衣服是请同村的黄大伯裁剪的，连同外公穿的长布衫。那会做衣服的大多是男裁缝，主人家要供饭。供饭是不敢怠慢的，菜烧得比平时自家吃要好很多。外婆待客总是很排场。黄大伯做衣服时，一把厚而长的剪刀“咔嚓咔嚓”沿着划好的白线咬下去，声音清脆、爽快。划线的粉袋里藏着一根线，黄大伯一手抓着粉袋，一手拉出长线，一弹，白粉就落在布上，划出了一道白线。黄大伯的手很灵巧，先不说衣服裁剪合身，单就衣服扣子就做得很精致。扣子是用布条扭成的，小小的一个扣子扭得结实、好看。黄大伯的手指头把布条绕来绕去，没等我看清就扭好了。这样的扣子一件衣服要很多个。
外婆家虽然殷实但很节俭。阁楼上摆着一架织布机，外婆坐在织布机前，双脚交替踩着动力木板，一只手拉着垂下来的绳子，一只手掷着绕着苎麻线的梭子，拉一下，掷一下，梭子从这头被抛到那头，随后又往里推一下隔板，把织好的线压实了……
外婆家吃的也很简单，晚上常吃泡饭。“泡饭兴（旺）”是外婆常挂在嘴边的话。一把米饭，一把菜叶，一锅水，就能煮成满满的一锅泡饭了。吃时容易饱，过后很快饿。
在我十来岁时，外婆家家道中落了。外婆开始做小生意贴补家用。天天挑着卖油炸面粉豆的担子到隔溪巷子里卖。晚上也去，就放在姓应巷对着十字街那头的巷口。一盏风灯挂在巷口挑出来的木条上。外婆不会叫卖，只是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来往行人，有人在担子前停住了脚步时，外婆才会问他：“要买吗？”如果要买，外婆用长柄漏勺揭开盖在罐子上的布，从里面舀出一勺面粉豆，连勺子浸到油锅里，勺子柄的末端有个小钩子，钩住锅沿。锅里泛着金黄色的油花。一勺豆子两分钱，钱放在竹筒里，被我抱着。“慧丫头，小心点，别丢了。”外婆时不时叮嘱我。
外婆要做到小舅夜学放学了才回家。小舅在镇里的一所学校上课，虽然家里经济紧张但外婆仍撑着让小舅上学。放学回来的小舅挑着担子，我拿着风灯走在前面，外婆踮着小脚走在最后面。街上冷清了，空空的，一块块铺路的条石在脚下向前延伸着。两边店面已关门，木板门面一溜静默着，阁楼上灯光先是亮着，没一会，灭了。月色溶溶，洗浴着房子、大街以及远处一圈的山。穿过十字街，走上洋桥，溪水哗啦啦地流着，夜鸟发出长长短短的叫声，走着走着我很困了，强睁着惺忪的眼睛一脚高一脚低地向前走。
闲暇时，外婆会给我讲故事，讲水南姓周的和隔溪姓李的两户人家从亲家变冤家的事。我的童年，就在帮外婆做小生意和听外婆讲故事中悄然而过，就像四合院门口的一树梧桐花，花开花落一年春……
外婆渐渐老了，最后成了满头白发的“白婆婆”。
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母亲“慧”从溪的北边嫁到了南边（水南）。我的外婆从水南嫁过去，她又嫁回来。那时，母亲已是二十五六岁的老闺女了。外公、外婆家衰败了，家里一帮子女需要养，母亲上山捡柴、割草，干着各种粗活，不知不觉中就耽误了青春。那时，父亲在小舅公家干造房子的活儿，小舅公见这个后生老实、肯干，就过了铁桥来到隔溪外婆家说媒。外婆答应让他俩见个面再说。见面那天，父亲穿了平时舍不得穿的白衬衫，母亲梳着两根粗而黑的辫子，皮肤白皙，鹅蛋脸，也穿了一件舍不得穿的咔叽布料淡蓝衬衫。两人在小舅公家见面，彼此没啥话说只是忸怩着，红了脸。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小舅公脸上暗暗露出了微笑。于是，母亲便嫁给了父亲，嫁过来时没有十里红妆的嫁妆，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对箱笼。在小舅公看来，他促成了一桩美事，总算把母亲嫁出去了，而且嫁的还是镇上的人家，不是乡下。“在镇里当农民总比乡下好。”小舅公说。
父亲是土生土长的水南人。祖上却是乡里人。他的奶奶年轻丧父，又怀着遗腹子，受到族人的欺压，于是，变卖了田地房产，投奔镇里的兄弟。她用钱买了水南的田地，又造了房子。后来，田地、房子都因为她成分不好而没收了。父亲几个兄弟和我的爷爷、奶奶一起辛勤劳动，又重置家业。
父亲说，他儿时的水南房舍很少，田地很多，和隔溪比起来，一个是繁华昌盛之地，一个是冷清荒凉之所。正对着铁桥有一个桥亭，那时给来往行人歇脚用的。走过桥亭是一片松木场，堆放着一批批的木头。松木场最初是属于一户人家的，后来因为好吃懒做而家业凋零，那户人家就把松木场一点点卖掉，“没钱了卖一点，一步步就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只留下两间铺面大小的地儿。”父亲惋惜地说。再后来，买去地皮的人家就造起了一间间房子，当中留着一条过道，就形成了水南街。
在我八九岁时，水南街店铺很少，只有寥寥两三家。挨着桥亭就有一家，粗笨的柜台是木头做的，靠街的那面是透明的玻璃，里面放着毛巾、肥皂等杂货，柜台上放着两个高高的圆柱形玻璃瓶，一个装糖，一个装麻花。糖是常见的牛乳轧花生糖、软软的高粱饴，麻花被油炸得金黄金黄的，裹着一层厚实的白色糖浆，很诱人。但我只能看看很少能舔到那层白色糖浆和吃到糖，因为父母亲很少给我钱买。那时，一分钱就是很大的数目了。只有外公来看我时，为了哄我开心才会买给我解解馋。
家里日子过得紧巴。父母一天到晚操劳着，只要有活干，父亲都会去打短工。采石场里，父亲连干了一个月的活儿，拿到了几十块钱。他说拿钱那天几个人非常高兴，在附近的一个水塘里抓了一条鱼，没盐没油就清水煮了吃，他还特意把弟弟叫去一起吃。时至如今，父亲还经常提起那条鱼和几十块钱，他把这钱看得比天还大，正是这钱，让他担负起了养家的重担。如今每当听到父亲说起这几十块钱，母亲就鼻子一哼：“就你那几十块钱大，一辈子也就挣这几块钱了。”母亲很为自己做小吃生意而自豪，因为这得以上养老下育小，那时，母亲还帮着大姨和二姨带孩子。
母亲做小吃生意前一直打短工，在造房子的工地上干拌水泥、拎水泥桶等打下手的活。怀孕了直到肚子大得要临盆了还在工地上干。母亲是个要强的人，虽然力气不大但认认真真干活。管账的负责人却少给她钱，别人一天一毛二的工钱，母亲只能得八毛，“她呀，如果在以前是坐绣楼里的小姐。”管账的嘲弄母亲。母亲气得泪汪汪，她觉得很委屈，祖上虽然富有但她从小也是劳碌的命。“工地上的五个师傅都替我说话，说我干的活并不比别人少，一天八毛太少了，要给多些。管账的就多给了五分钱，五个师傅，一人一分钱。”母亲说她一辈子记住了五分钱。
临盆的那天，母亲还在工地上干活。干着干着，突然觉得下身湿湿的。她不懂也就不在意，中午回家换了内衣，后来突然肚子有点疼，“要生了吧。”奶奶急了，叫母亲赶紧烧水洗澡，自己跑去叫接生婆金师母。母亲烧开水洗好澡，忍着疼，又给大姨的小儿子也洗了澡，然后洗衣服。等金师母和奶奶火急火燎地跑来时，母亲还在洗衣服。“哎哟，还洗啊，快要生了，躺床上吧。”接生婆一把夺过衣服扔在搓衣板上，搀着母亲上了床。母亲很快生下了我。“后来明白湿湿的是羊水破了。我经常劳动所以生孩子很顺利。”母亲生产之后卧床，我就贴着她的臂弯。晚上，工地上的伙伴来看她，说她下午怎么没去干。母亲笑而不答。“她当娘了。”奶奶在一旁得意地说。“这么快？”伙伴们难以置信，母亲指指我说，“生了儿子，就在这。”
母亲很为那五分钱而愤愤不平。一天，金师母来我家串门。她一见到我就笑，就喋喋不休地说起母亲生产的事。我扭头就跑进屋，母亲把她迎进了门。母亲难免要跟她说起五分钱的事。金师母沉思了一下，说：“慧，还是做点小生意吧，卖烧饼、馄饨等，比做工强。”母亲想了一下，同意了。
于是，母亲说服父亲，两人一起在水南的老车站那摆了个小吃摊，烧饼、馄饨为主，后来多了粉干和茶叶蛋，再后来母亲又生了弟弟。那时，村里很多人都在做小吃生意。起初是谁早到谁抢到位置，后来母亲和几个人拼在一起，大家轮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
那时，县内班车很少，多是来往于温州、杭州之间的过路车。开长途车的司机往往要停下来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母亲包馄饨，父亲烤烧饼。母亲包的馄饨像灯笼一样，放进锅里一滚，捞上来圆鼓鼓的。“只有这样才好吃。煮馄饨也有讲究。”母亲说，汤要清，酱油、肉油、葱花等佐料要准备好，放在碗里。快要捞馄饨了，母亲就拿起热水瓶往碗里倒了些开水，浓浓的酱油和肉油就化开了，然后用勺子连汤捞起馄饨，快速倒进碗里，腾起一片白花花的热气。葱是绿的，油花是黄色的，酱油深红色，馄饨白色，看着让我流口水。
但我和弟弟没得吃，能吃上的馄饨都是客人点了但临时又不吃了，其时馄饨已放了一点时间，没有即煮即吃的馄饨好吃。烧饼也如此，只有那种烤焦了或者放了一天的烧饼样品没人买，才轮到我们吃。可是对亲朋好友，母亲很大方，一来就泡馄饨。父亲做烧饼也很在行，做好已包上霉干菜小葱肉馅的饼胚，然后用刷子往饼面上刷了糖水撒上芝麻，一只手蘸了蘸水，托住饼胚往烧饼桶的内壁上贴。烤好后用长长的铁钳小心地往内壁上把烧饼“撬”出来。后来，我们兄弟俩也学会了一门手艺：包馄饨。
一年冬天，学校放寒假了，兄弟俩到摊上帮忙。皑皑白雪飘，车辆稀少。好不容易看见一辆过路车停靠在路边，司机朝我们叫了一声，两人急忙跑过去。司机叫我们给他拿一个烧饼，两个茶叶蛋。来了生意，我们很兴奋，司机话音刚落我们就跑回摊上了，气喘吁吁地对母亲说：“一个烧饼，两个茶叶蛋。”母亲包好递给我们。我们各自拿了一样跑了回去，司机打开车门，俯身接了过去，我们则翘起了脚尖。“钱给你们，小鬼头，刚才跑那么快，钱都没拿。”司机咬了一口烧饼，递过来钱。我们一看，两块钱，要找零。“等一下，要找给你。”我边说边拉着弟弟的手跑回摊上。可等我们跑回去时，车子已经开走了。雪地上只留下两道车辙痕，我们呆呆地望着远去的车子，手里的零钱都攥出了汗。
后来，我们总是在猜那个司机的心思，是故意给我们小费还是等不下去急着走了。此后，我们再也没碰到过他，而那年冬天的那一天永远留在了我们心里。
每年，梅雨季节，连下好一阵子的雨，好溪要发大水了。隔溪外公、外婆家常常被大水漫进去，溪的北边地势比水南低，那时沿溪的街道也没现在高。我们一家人都去隔溪帮忙。大家七手八脚把楼下的箱子、柜子等搬到楼上，母亲用一只木锅盖盖住天井里的水井，免得浑浊的溪水灌进去。外婆在厨房里忙着烙饼，烙好放进篮子里准备带到楼上，她说发大水时一家人都躲在楼上，有吃的有住的不用愁。
但我们躲不了多久，大水就慢慢地退去。这时，外婆又忙开了，匆忙下楼来吩咐大家都拿起扫把、抹布，趁机把地扫干净，把窗子擦干净。我和弟弟还有表哥，几个孩子拿起扫把哗啦啦玩水，很开心。
我的童年，就在这两件大事中消磨过去了。
四
水南街，人来人往，直到晚上9点过后，店铺打烊了，街上的行人才散了，偶尔还有零星几个走在空空的街上。除此，水南街总是如流水一样流着人，小镇里的人，乡下来的人，大多数还是乡下来的。他们的吃喝拉撒用品全都可以在水南街买到，而且价格低廉。喜糖店、袜子店、塑料用品店、碗店、包店、假发店、小家电店、食品店、干货店、参茸店、化妆品店、卖馄饨皮和面条的店等等，从桥亭走到街尾，不长的街上一应用品齐全。
桥亭上摆放着馄饨摊、烧饼摊、卖牛血汤和番薯羹的摊。流过水南街的人们常常喜欢坐在这里歇一下，吃碗馄饨、吃个烧饼或喝碗牛血汤。两三张桌子总是少不了人坐着，他们边上放着刚买的一口锅或一袋卫生纸。吃完，付了钱，抹下嘴巴，拎起东西往铁桥那走了，也有从桥亭走进来就坐下吃东西的。如今的桥亭着实比以前热闹了很多，这里的租金也是不便宜的，虽然桥亭的顶上挂着塑料布，但透过塑料布可以看到屋瓦。
水南街的姿态永远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体现在布局上，一条主街，旁边很多小弄如树杈枝条一样散开，没有规则，自由生长，要到小弄里某户人家去的话排列组合起来有很多种走法。不熟悉水南街的人走进小弄里，走着走着不敢往前了，怕此路不通，而熟悉水南街的人走进小弄，总是带着十万分的自信，像是表演给陌生人看，七拐八拐，总能拐到另一个地方去。
这种开放又是无规则的，恰如之前的水南街。各家各户都喜欢从店铺里挑出一块大大的黑色网格塑料，夏天可以遮挡阳光，冬天可以遮挡雨雪，彼此挤挤挨挨，雨天撑伞走过，即使走到路中间，总是被两边的雨水打得伞上扑啦啦作响。店铺楼阁的窗户半开半掩的，相互对望，和它们相濡以沫的还有它们头顶那一溜狭长的天空。
这种开放又是包容一切的。包容不仅体现在各种店铺可以卖各种东西，还体现在街上住着的人群的多样性。算命先生，其中有女的，聚居在水南街。他们三五个一撮，散在各个路口，在闭目掐指中叙述着你的过往，展示你的未来，警醒你的现在。
这种开放又保存着过往的一切。水南街的房子没有一所是新的，每所房子都残留着上个世纪各个年代的烙印。有的你从一个店面走进去，再抬脚走上几级歪歪扭扭的台阶，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陈旧的四合院；有的就是一个小阁楼，木楼梯踩上去吱嘎吱嘎地响；有的通过狭长的小巷子把自己包裹起来，只在门口摆一块青石板；有的在路人透过门口时把栽种在不同形状、不同用途的盆子里的花花草草放在一级级台阶上给你看，而当你的目光顺着这些台阶一直往上飘时，你又会发现上面有个小小的阳台，低矮的屋檐上晒着豇豆条、茄子条、霉豆腐等，而小阳台上支着一个三脚晾衣架，晾衣架上飘着高矮胖瘦、男女老少各色衣服。这其中就有“白婆婆”家的四合院，只是物是人非罢了。
当晨曦再次降临，水南街醒了，小镇也醒了，桥亭处的牛血汤又出现了，咝咝冒着热气。隔溪人家，又开始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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